别随意轻言谁将是“最大赢家”。

有朋友点题，让我聊聊常温超导的事儿，说实话，这确实有点为难我了。只能试着简单谈谈我能聊的。

上月末，韩国量子能源研究中心（Q-centre ）、高丽大学等团队的研究人员先后提交了两篇论文，宣布成功合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室温常压超导体，命名为LK-99。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所谓超导体，也就是一些材料会在特定条件下呈现出电阻极低甚至零电阻的现象，这个现象在上世纪初被发现之后，一直被认为是人类实现下一场技术革命的突破口。但是在韩国这篇论文发表前，人类发现的大多数超导材料对环境的要求都较为苛刻，要么是接近绝对零度的超低温，要么则要求高压。所以“室温常压超导材料”和“可控核聚变”一样，一直被公认为是物理学界的圣杯——只要找到它，人类目前面临的一些关键科技难题可能就一通百通了。

说得通俗点，《阿凡达》都看过吧？那电影里人类为什么不远亿兆里的跑到潘多拉星上，对着纳美人又拆家又种族灭绝的？说白了就是图那个星球上那点室温常压超导体么。这种东西如果真存在，那是人类未来看的比黄金还贵“高科技黄金”。

所以你可以想象，韩国人宣布他们合成这种室温常压超导体材料后，全球有多么震动——原来常温超导体不用去潘多拉上挖矿，地球上就能制备啊！

于是很多概念股都第一时间跟着涨了。各国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则在跟进进行研究——科学技术不同于巫术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它是可复制的。既然韩国研究团队公布了他们的论文，那么按理说这种超导材料其他团队也可以合成。不过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看到国际上其他权威研究者为这个“突破”进行强背书。所以这个突破到底是壮举还是骗局，还得打个问号。

多说一句，别看很多战略游戏里，韩国都有科研的种族加成。但在现实中，韩国科学界的学术造假泛滥问题却是全球有名的。

最知名的比如2005年的黄禹锡学术造假事件，当时克隆技术一度也被认为是人类技术突破的下一个“圣杯”和“风口”，结果韩国就出了黄禹锡这么一个兽医专业出身，宣称自己成功克隆牛、克隆猪、克隆狗的“学术天才”。韩国人一下子民族自信心爆棚，把他封为“最高科学家”、“民族英雄”，甚至有倡议要把他印在下一版韩元纸币上。

可是韩国媒体自己调查发现，所谓“黄禹锡神话”不过是纯而又纯的学术造假，且造假手段特别低劣，于是黄禹锡一下子又从“民族英雄”跌落为“民族之耻”，全韩国都开始反思怎么出了这么个学术败类。

反思来反思去，人们发现这个问题其实与学术本身无关，只是韩国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当了太长时间别国的附庸和殖民地了，民族自信心严重匮乏，于是就代偿性的产生了一种更加强烈的虚荣欲，迫切的想要在科研、体育等领域证明自己——哪怕手段有点瑕疵也没关系。于是这就给黄禹锡这样的学术骗子造假和2002年韩国男足“勇夺”世界杯殿军这样的丑闻留下了操作空间。其实时至今日，据说韩国依然有一帮黄禹锡的铁粉认为他们的黄教授就是学术天才，他的成就是遭到了日本、美国的嫉妒，里通了韩国国内的“媒体卖国贼”被定点狙杀了。是“学术界肯尼迪遇刺”云云……总而言之，就是各种基于民族主义虚荣的阴谋论。这玩意儿在韩国至今似乎依然挺有市场。

不惩前则无以毙后，因为只要“替民族吹牛”就有人捧的大环境在，黄禹锡之后的韩国学界造假事件依然屡禁不止，名声基本向韩国运动员在赛场上的公平竞赛精神看齐。

所以时至今日，看到两个（其实因为论文署名者高度重合，更可能是同一个）韩国实验团队宣称合成了常温常压超导体，我不知道学界会不会有人看人下菜碟，对其成果抱有本能的偏见和怀疑。

而据一些媒体的描述，这次合成的LK-99所使用的原材料“网购可得”、制备条件接近中学实验室水平，“实验室里烧一烧”就出来了。——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从这些描述中闻到了一股“炼金术”的味道……

但愿是我这个啥都不懂的外行会意错了，但愿我们这一次真的是见证了科技史的伟大革命。

那么在假设这个学术成果为真的前提下，我们来畅想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生活在现代的人往往会产生一种庞大的错觉——虽然新闻媒体和自身感受都在告诉我们，人类的科技“日新月异”。但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漫长的“工业革命间期”当中。

是的，人类工业革命级的技术革新，迄今为止其实只发生过三次。

第一次工业革命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开始，以烧煤炭的蒸汽机为代表，人类第一次以机器大规模替代了手工劳作。

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以内燃机、发电机和化肥、无烟火药等化学工业的革新为代表，让美国、德国、日本等一批国家应运而起。

而第三次科技革命则大体发生于二战以后20世纪60年代，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

可以看出，人类既有的三次工业革命都大体上是以百年为一个周期的，在每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发轫新的技术革新，然后再用百年的时间消化新技术，构建新的世界格局。

且人类在这三场工业革命间期发生的故事，呈现了高度的同律性：

都是技术革命发生的头半个世纪经济加速发展，到世纪末达到极盛（19世纪末维多利亚黄金期、20世纪末全球经济繁荣）。

等到技术革新带来的“低垂之果”基本被摘取完毕了，就开始出问题，大国之间的战争开始遏制不住的频繁爆发（19世纪的拿破仑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然后战争等因素导致新一轮技术大爆发，新工业革命再度缓解了人类内卷问题。

而工业革命爆发时和爆发间期社会经济甚至人的精神状态都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工业革命间期人类经济发展做的工作大多是“量变”，手机从苹果1更新到苹果14，中间漏不漏一代都无所谓那种。而新工业革命带来的则是质变——昨天看来无甚作用煤炭、石油、铀矿、石英砂等等，突然一夜之间就成了能解锁人类新生活方式的金手指。由此产生的新行业、新经济，工业革命间期无可想象的。

同时，新工业革命爆发会对国际格局产生的变化也让人们意想不到。

18世纪末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时候，乾隆皇帝依然自居天朝上国，没有认识到英国的迅速赶超，这在没有见识过工业革命伟力的农业社会帝王来说是个正常反应。同样19世纪末大英帝国对美、德等国的依靠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赶超也表现出了准备不足。

而我之前在《如此努力的苏联，为什么还是输掉了与美国的“芯片冷战”》一文中曾为您解析过，20世纪后半叶，苏联在冷战中落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在信息技术等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没赶上，全面落伍了。

那么随之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此次常温超导技术的突破为真的话，那么它是否预告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呢？它又将意味着什么？

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第四次工业革命相比之前的周期提前40年到来，那么它可能会规避很多之前看来无可规避的战争，这波地球内卷提前结束了。

这倒不是技术革命一爆发，人类就更爱好和平了。而是革命性的技术革新意味着新的产业蓝海、新的发展窗口，国家通过专注经济发展所将获得的利益将明显比备战、打仗高得多。在对新工业革命成果消化吸收不完全的情况下穷兵黩武绝对是个馊主意。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冷战时期的苏联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教训。所以第四次科技革命如果现在就来，可能现在一些正深陷在战争泥潭中拔不出腿来的前大国，恐怕就要在世界列强名单中彻底消号了。

但即便对于那些憋足了劲儿赶上这班车的国家，谁能真正成为新浪潮中的弄潮儿，其实也是个玄学问题。

我曾在《乾隆为什么不敢搞工业革命》一文中与您探讨过这件事——如果乾隆皇帝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开了天眼，锐意要在大清也搞工业革命，那他有没有可能成功？回答是不能够。因为清朝的制度体系和统治者的思维方式就锁死了这种可能性——搞工业革命是要开矿的，而开矿造成的人群聚集，在乾隆眼里就是“乱源”，更不消说，工业化大机器生产出来产品、半成品，及所需的原材料，必须依靠高强度、大范围的商业流通、甚至国际贸易才能够有效维持。而这又是与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相违背的。清朝的政治制度，就是高度配适于工业革命前的农业经济的，它已经在客观上锁死了这个国家向工业革命发展的可能性。

所以乾隆即便不傲慢，认清了世界潮流，也没有办法完成这次转型——这方面的例子，可以参考同期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由于地处近东，19世纪奥斯曼苏丹是清醒认识到他们与欧洲差距和工业革命的伟力的。但由于改革实在是过于伤及帝国体制的筋骨，最终也没有成功。

从某种程度上说，苏联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表现，其实是这种体制性无奈的又一次重复。我在《苏联，为什么搞不起市场》一文中曾经聊到过，苏联的计划经济体系是一种高度配适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形成的产业生态的结构。它要求计划制定者通过精算去确定每个产业、每个部门需要多少原材料、调拨多少石油、煤炭、电力；使用什么流水线进行生产、最终产出什么样的成品以供给需求。

这种精算在内燃机和简单电器唱主角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也许非常能打，但到了电子信息和原子能主导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集中计划所发布的指令和精算，压根就来不及配适日新月异的产品升级迭代。所以苏联在半导体、芯片设计上永远比美国慢一个身位，原子能界有切尔诺贝利事件，生物学界则有李森科案。

苏联那种指令性、计划型经济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排异反应是全方位的。

所以像游戏《原子之心》所幻想的那样，苏联凭借一个黑科技就实现逆风翻盘，赶英超美的幻想，终究只能是幻想。

归根结底，真实历史上的苏联差的也从来不是技术，而是让新技术产生效能、并进化发展的环境。

同理，室温超导这种技术如果真的实现技术突破，它带来的技术革命一定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级别的。我们不能以单纯的技术区讨论它。

现在我看到很多自媒体写文章讨论，说我们的常温超导技术发展到了什么什么程度，或水平比韩国或整个西方“不知高到哪里去”。甚至还有更不懂装懂的，在讨论超导技术应用能够帮助我们省多少多少千瓦时的电，我们发电量最大，所以是最大赢家（做这种分析的人大约不知道超导材料可预见的未来根本不可能廉价到去铺电线，比零电阻更值得看重的是它的完全抗磁性）。

我觉得这些讨论意义是不大的。一个新技术，如果革命性达到了这个量级，它就不再是一种技术，而是会产生一种生态。它考验的不再是国家技术科研能力本身，而整个制度、产业生态与这次技术革命的适配性——最终，一定那些更适应新技术革命产生的新生态的社会将在这场革命中受益最大。

改变环境级别的技术革新出现时，最终比拼的不是技术，而是环境。

这个道理，有点类似于古生物在气候环境灾变中的命运一样——这个时候没有什么“体量优势”“先发优势”，大陨石面前，霸王龙和散装耗子“众生平等”。只是那些保留最大进化潜能的物种，更有可能实现适者生存。

常温超导，如果真的是一次这样的技术革新，那我们尚不知道这种剧变如果发生将怎样改变世界格局。但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经验看来，通常，总是那些最大限度保持市场活力与繁荣，尊重个人私有产权和自由的社会，会在新兴的工业革命中占得先机。因为这样的活力社会，就像灾变中的生物一样，保留了最大的进化潜力。

这个万变不离其宗的规律，在下一场工业革命中，也许依然存在。无论这场变革会不会在明天降临，我们需要的是为这种革新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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